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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学党史】⑯ 一场震惊世界的事变 震惊世界

(来源:南昌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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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孙润民 · 主播 | 刘敬一

1936年,日本侵略者加快了对我华北地区侵略的步伐,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刚刚带领工农红军完成长征的中国共产党,根据瓦窑堡会议基本策略任务,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而当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激起了一大批爱国人士,包括张学良、杨虎城等将领的极大不满,一些地方势力也试图以抗日的名义取代蒋介石。

一时间,各方势力暗流涌动。在各方力量的角逐和碰撞中,一场震惊世界的事变在不断酝酿和发酵。

骊山北麓,华清池畔,五间厅墙体上的弹孔清晰可见;兵谏厅、新城黄楼、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高桂滋公馆等西安事变旧址,分布于西安市区的不同角落,穿越80多年的时空岁月,向人们讲述着那一段风起云涌的峥嵘岁月。

西安事变旧址华清池兵谏亭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民族危亡!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拒绝抵御外敌,继续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并命令张学良率东北军、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围剿”已到达陕北的红军。

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根据日本加紧侵华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经过多次接触和沟通,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三方确定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做准备工作。

油画:瓦窑堡会议

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的决议》,提出党的总方针由“抗日反蒋”变为“逼蒋抗日”。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西安灞桥劝阻学生。他被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

同一天,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

在此期间,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收到报告,蓝衣社和军警特务已经拟好了一张“黑名单”,上面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中同情共产党分子的姓名。只要换防命令一经宣布,便立刻将他们逮捕。

张学良(左)、杨虎城(右)肖像

12月10日、11日,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

与此同时,第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 党军政要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提出“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国内外和国民党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广大爱国民众纷纷要求严惩蒋介石,以谢国人;在国民党内部,亲日派调兵遣将,积极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亲英美派则主张反对立即“讨伐”并设法营救蒋介石;日本政府指望趁机挑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以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美政府从本身的利益出发,主张缓和空气,以便打击日本的侵略势力,局势极为复杂。

扣留蒋介石后,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了中华民族抗日利益,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当时报纸对西安事变的报道

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12月13日,中共中央紧急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

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作结论说: “现在处于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一面于15日和18日先后两次致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具体建议;一面应张、杨之请求,集中红军主力南下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地,向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靠拢,准备随时迎击国民党对张、杨的“讨伐”。同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西安和谈。

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飞抵西安,于当晚和第二天,同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会商。张学良、杨虎城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方针和条件及军事部署。

南京方面在弄清了张、杨和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23日、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第十七路军,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谈判。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位将军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谈判中又表明反对内战寻求和平的诚意,由于宋氏兄妹营救蒋介石心切,怕拖下去南京方面节外生枝,所以在谈判中没有设置障碍,双方于24日最后达成六项条件,其中包括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读宋美龄给他写的信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张学良及宋氏兄妹的陪同下,在高桂滋公馆会见了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 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局面基本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

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使命担当,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人士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广大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强烈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已经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丰碑上,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克服困难、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

来源:中国火箭军

编辑:徐梓桑

监制:南昌市扶贫办综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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